以上两位学者从唯官有书、唯官有器两方面分析了“学在官府”的客观原因，这种分析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另外，由于当时政教未分，无论是乡学、小学还是大学，实际上都没有纯粹的教师，各级教师基本上都是由职官兼任，其中有乐师、师氏、保氏、大胥、小胥、大师、小师、籥师等；只有一小部分教师由年老退休的官员担任。比如，西周的乡学归大司徒主管，《周礼·地官司徒》说：“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抚邦国。……而施十有二教焉。”《尚书大传·略说》则说：“大夫、士七十而致士，老于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周礼·春官宗伯》则记载了国学的情况：“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
学术官守、学在官府，以及由现任或退休的官员担任教师，这都是社会经济和文化事业不发达的表现。由于科学落后，当时的文字只能刻写在竹简、木片或丝帛上，竹、木笨重，丝帛珍贵，一般平民百姓家无力承担。同样由于经济落后，大多数礼器、乐器、教学仪器，一般人民也很难承办。而政教未分、学科单一，又使得现任或退休官员有条件胜任教学任务。西周的学校教育虽然比夏朝、商朝有所进步，但它毕竟还是奴隶社会的教育，是人类社会最初的学校教育，它的最基本的功能还是为统治阶级培养政治、军事、文化人才，还不是直接推动社会生产和科学的进步，这是西周学校的又一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