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社会大学，和陶先生以前所主张的各种不同的教育口号一样，仍然是社会即学校的具体应用，仍然存在着浓厚的改良主义的色彩。这就是说，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是无法普及的。在重庆虽然创办了一个社会大学，但不久就被封闭；到上海去办，就根本办不起来了。随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达于极点，随着反革命、反人民的内战的爆发，陶先生也在黑暗的压迫下，躺倒在民主斗争的战场上了！
我们从以上种种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陶先生前期的教育思想是贯串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把统治阶级丢在一边，另外主张阶级调和与发展生产的资产阶级报改良主义思想，后期的教育学说虽然表现了革命性，但仍不彻底。
二十多年来，陶先生由职业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自然学团、工学团、普及教育的改良主义思想，转变为国难教育、大众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但仍然没有完全跳出教育救国论者的范围。直到一九四四年还在提倡绳武的“包头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