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批评了“历史的宗教的解释”和“历史的政治的解释”，进而阐明了“历史的唯物的解释”，认为：“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他批评唯物史观以前的历史观“只能看出一部分的真理而未能窥其全体”，而唯物史观的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4]唯物史观的流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被许多人所认可、所运用，因而也就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翦伯赞撰写《历史哲学教程》的目的之一，就是批评“对史的唯物论之修正、割裂、歪曲”的种种现象，进一步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强调指出：“我所以特别提出历史哲学的问题，因为无论何种研究，除去必须从实践的基础上，还必须要依从正确的方法论，然后才能开始把握和理解其正确性。历史哲学的任务，便是在从一切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变中去认识人类社会之各个历史阶段的发生发展与转化的规律性，没有正确的哲学做研究的工具，便无从下手。”[5]翦伯赞的这些话，同样也反映出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界对历史观的发展的高度重视。
当我们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思想的历程作认真考察的时候，不难发现一个事实：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输入进化论，是一大进步；输入唯物史观，是更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