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瑄首开明代实学思潮之先河,继起的陈献章、湛若水、王守仁等人,从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无不猛烈抨击空谈之弊,大力提倡实学。陈献章说:“文章、功业、气节,果皆自吾涵养中来,三者皆实学也。”[83]他倡导“立言”、“立功”、“立德”,认为此三者都是自我身心涵养的工夫,都是实学。王守仁更是对“天下波颓风靡”感到痛心疾首,他提出致良知说,要求人们在“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做到“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84]。由于他们的积极倡导和鼓动,在明中期迅速掀起了一股实学潮流。就是在这股潮流的激荡和推涌之下,嘉靖后期至万历初年,海瑞、戚继光、张居正等政治家、军事家,针对嘉靖以来纲纪颓坠、法度凌夷的状况,高扬求实进取的精神,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和经济改革。
但是,这股实学思潮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便又趋于沉寂。第一次实学思潮的沉寂,与王守仁心学的衰落有着密切的关系。王守仁在嘉靖初年形成完整的心学体系之后,极力宣扬精神、理性的作用,补救了朱学支离烦琐之弊,并因其简易直接而使人们“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85],因而很快风靡天下,进入它的全盛时期。但是王守仁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把中国古代的主观唯心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必然要使自己陷入禅宗的泥坑。果然,到了晚年,他已抛弃以前有关“事功”的种种主张,走向禅学的虚空境界。就在王守仁的心学盛行之时,罗钦顺、王廷相等思想家即对心学的空疏学风提出批判,提倡“经世宰物”、强调“笃行”的学风,认为“唯实学可以经世”[86]。但是,明朝统治者却对王学极力加以扶持。嘉、隆以后,“自兴化(李春芳)、华亭(徐阶)两执政尊王氏学,于是隆庆戊辰(二年)论语程义,首开宗门,此后浸淫无所底止,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87],改变原先以程朱注疏为准的规定,将心学列为科举考试的内容。隆庆元年(1567年)还追尊王守仁为新建侯,谥文成。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一月,更钦准王守仁从祀文庙。心学于是便以国学的资格取代朱学而成为全国的统治思想。此后,王学后门王畿、王艮与邹守益、钱德洪等虽然派别不同,但都片面发展王学的糟粕,进一步加深心学的禅宗化程度。一般士大夫也是不读书,不探讨实际学问,不研究当代的现实问题,而只顾谈心性,诵语录,参话头,背公案。他们一味清谈,“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88],祸及社会人心,误国误民。因此,王学在盛行半个世纪之后,便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