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瑄首开明代实学思潮之先河，继起的陈献章、湛若水、王守仁等人，从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无不猛烈抨击空谈之弊，大力提倡实学。陈献章说：“文章、功业、气节，果皆自吾涵养中来，三者皆实学也。”[83]他倡导“立言”、“立功”、“立德”，认为此三者都是自我身心涵养的工夫，都是实学。王守仁更是对“天下波颓风靡”感到痛心疾首，他提出致良知说，要求人们在“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做到“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84]。由于他们的积极倡导和鼓动，在明中期迅速掀起了一股实学潮流。就是在这股潮流的激荡和推涌之下，嘉靖后期至万历初年，海瑞、戚继光、张居正等政治家、军事家，针对嘉靖以来纲纪颓坠、法度凌夷的状况，高扬求实进取的精神，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和经济改革。
但是，这股实学思潮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便又趋于沉寂。第一次实学思潮的沉寂，与王守仁心学的衰落有着密切的关系。王守仁在嘉靖初年形成完整的心学体系之后，极力宣扬精神、理性的作用，补救了朱学支离烦琐之弊，并因其简易直接而使人们“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85]，因而很快风靡天下，进入它的全盛时期。但是王守仁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把中国古代的主观唯心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必然要使自己陷入禅宗的泥坑。果然，到了晚年，他已抛弃以前有关“事功”的种种主张，走向禅学的虚空境界。就在王守仁的心学盛行之时，罗钦顺、王廷相等思想家即对心学的空疏学风提出批判，提倡“经世宰物”、强调“笃行”的学风，认为“唯实学可以经世”[86]。但是，明朝统治者却对王学极力加以扶持。嘉、隆以后，“自兴化（李春芳）、华亭（徐阶）两执政尊王氏学，于是隆庆戊辰（二年）论语程义，首开宗门，此后浸淫无所底止，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87]，改变原先以程朱注疏为准的规定，将心学列为科举考试的内容。隆庆元年（1567年）还追尊王守仁为新建侯，谥文成。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一月，更钦准王守仁从祀文庙。心学于是便以国学的资格取代朱学而成为全国的统治思想。此后，王学后门王畿、王艮与邹守益、钱德洪等虽然派别不同，但都片面发展王学的糟粕，进一步加深心学的禅宗化程度。一般士大夫也是不读书，不探讨实际学问，不研究当代的现实问题，而只顾谈心性，诵语录，参话头，背公案。他们一味清谈，“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88]，祸及社会人心，误国误民。因此，王学在盛行半个世纪之后，便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