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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言之，从古史中寻求出一种系统，固现在读史者之渴望，然其结果须由客观归纳得来。中唐以后，除非就选举法根本改革，任何人执政都不能离开进士29，无论旧族、寒门，同争取进士出身，寒门而新兴，亦复崇尚门第，因之，沈氏“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之原则，微特不适于二三流分子，甚至最重要之党魁，亦须列诸例外。是所谓“原则”，已等于有名无实。如斯之“系统论”，直蒙马虎皮而已。
（二）《通鉴》丧失公正立场——赞同僧孺放弃维州
柳诒徵又言“唐之牛僧孺、李德裕虽似两党之魁，然所争者官位，所报者私怨，亦无政策可言，故虽号为党而皆非政党也”30；是说也，施诸牛党合，施于德裕则否。德裕非党而有政策可言，其最要者曰复维州失地。
维州地区（今汶川西北），辟自刘蜀。隋开皇四年讨叛羌，以其地属会州，后又没贼。武德七年，白狗羌首领内附，因地有姜维城，命名曰维州。乾元二年，被吐蕃攻陷31。德宗时，韦皐屡出兵攻之，不能克。大和五年九月，吐蕃所置吏悉怛谋尽率其众来降成都，德裕方节度西川，受其人及地；事下百官议，时僧孺执政，藉口弃信恐激吐蕃侵京师32，于是诏将维州及诸降众付吐蕃，吐蕃悉诛之，“掷其婴孩，承以枪槊”，（《文饶集》一二）惨不忍闻。司马光为自护其非33，乃拾僧孺余唾，龂龂作义利之辨，其辞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