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签约前夕，国内要求拒签的抗争也达到了高潮。6月19日，山东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学联、农会等团体派人组成请愿团，赴京请愿，提出拒签对德和约、废除高徐、顺济铁路合同、惩办国贼的要求。20日，请愿团至总统府见徐世昌不得，其秘书出面推诿说：“我国现在系取责任内部制，此种重大问题，皆听阁议解决，俟提交阁议后，当有相当之答复。”次日，国务总理龚心湛在接见请愿代表时表示，“今晚电陆专使保留”。23日，徐世昌在接见请愿代表时亦表示，“对外损失权利，余在职一日，必全力争回”。25日，请愿代表续见龚心湛，要求不签字的保证。27日，请愿团会合北京各界请愿代表，至中南海总统府请愿，坚持通宵，终于迫使徐世昌在次日晨传见代表并告：“政府已电令陆使，切实保留山东，否则勿签字。”此后，龚心湛复与代表谈话，谓“总统所述，确已照办，并另以院令正式批示”。
北京的请愿活动实际反映了全国民众的一致呼声，并得到各地的通电响应。如果照龚心湛21日言，北京政府最早应在21日晚间即有给代表团拒签的指示电，而如果照徐世昌和龚心湛28日言，则最晚于27日亦应有拒签的指示电。以当时北京和巴黎之间的电讯往来速度，即便是27日的电令，代表团也应收到，因为根据顾维钧的回忆，27日下午他们还有电报给北京政府，告所有“保留”方案均已无望，只有拒签为宜，请指示对策，而北京的复电称早些时候曾有电谕指示（如属实，则此电应在27日前发出）。27日午后代表团给北京政府的电文尚且可以在28日开会前收到复电，因此以常理推论，北京政府迟至27日甚或早至21日的指示电代表团更不应不收到。但顾维钧的回忆中称：“6月24日以后，北京外交部接连电告代表团：国内局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约，政府压力极大，签字一事请陆总长自行决定”；“代表团从未收到北京关于拒签的任何指示”。直到28日下午对德和约签字结束之后，才收到北京政府“指令代表拒绝签字”的来电，因此顾维钧感到“实可惊异”，并有直到签约前夕“北京政府一直在扮演什么角色是耐人寻味”的疑问。如果说，顾维钧的回忆出自个人，或须佐证，那么在中国代表团拒签和约之后，陆徵祥等共同署名发致北京政府的电报中也完全未有“奉令”字样，而称其为代表团“详审商榷”的结果，可见代表团未收到北京政府的指示电或可谓事实。至于其间原因究竟如何，仍须探讨，如果不是因为如顾维钧所言“果真早已发出而在途中延误”的技术原因（事实上此种可能性不大，因为代表团要求指示的电文并非只有一次，如果有技术性延误，北京政府完全可以补发，甚而可以在收到代表团27日午后电的复电中予以明确指示），则可能如顾维钧所言，“代表团内的某些人也在揣测，或许北京政府并不想由自己来决定。北京很可能是在得知最后会议已经召开之后才发出电谕的”。如果是这样，则此电完全可能不是在27日或其之前即已发出，而是迟至27日北京政府接到代表团请示拒签的最后电文后或是在28日才发出，以此逃避自己的责任。考虑到其时北洋各派系所谓“电报战”中倒填日期的现象屡见不鲜，故北京政府此举或可谓其来有自。但无论如何，也如顾维钧所言：“代表团最后的一致意见和决定是自己作出的，并非北京训令的结果。”